巴西模式：發(fā)展中國家的資源回收之路
在資源回收領域，當我們談論國外的再生利用、生物堆肥、垃圾發(fā)電等等先進技術時，往往忽略了一個關鍵問題，即引進這些硬件技術很容易，但一切先進處理的前提都是垃圾分撿水平，只有分類越干凈、越細致，回收利用、堆肥甚至焚燒才會有效率。要提高我國廢棄物的回收利用率，就必須要有高效實用的垃圾分類體系。
縱觀世界各國，我們會發(fā)現歐洲發(fā)達國家的回收利用率很高，特別是德國、瑞士和瑞典。但是它們的回收體系需要非常強大的制度、設備和資金支持，也需要普通居民的高度配合，發(fā)展中國家往往難以做到。
發(fā)展中國家的特點往往是勞動力成本低，城市中社會勞動力有富余，廢棄物回收的背后多是一支龐大而有效率的蜂群式的拾荒大軍，城市廢棄物就是他們的生存來源。
在我國，有一個現象是不容忽視的，那就是大量的可回收廢棄物“沒人收，有人撿”。如果留心觀察，就會發(fā)現，任何一個路邊垃圾箱從一大早到晚上，會有好幾批拾荒者“來訪”翻找，社區(qū)清潔工則常常在社區(qū)垃圾房邊主動設幾個分類桶，把從各家收來的垃圾袋一一打開，從中找出可以回收轉賣的廢棄物，分放到分類回收桶里。無論我們如何不喜歡這個事實，清潔工和拾荒大軍正是目前我國最為高效的回收隊伍。
同樣的現象在許多國家都存在，比如在東歐，一些新的歐盟成員國在加入歐盟時，盲目學習照搬德國等發(fā)達國家模式，投巨資建立官方回收體系并強制執(zhí)行，結果造成原本依靠廢棄物生活的環(huán)衛(wèi)清潔回收人員（包括拾荒者）突然失去生存來源。在有些地方，甚至形成了拾荒人員和官方爭搶垃圾的現象，一個垃圾箱，官方加鎖，拾荒者砸鎖，砸了修，修了再砸，好不熱鬧。
那么有沒有一個辦法能從國情出發(fā)，因地制宜地建立回收體系呢？巴西的經驗也許可以給我們一個參考。簡單地說，巴西政府找到了一個一石二鳥的辦法，同時解決城市廢棄物回收和無業(yè)人員的就業(yè)問題。
首先，政府認識到要求居民對垃圾進行細項的回收分類是不現實的，于是只要求居民作"干/濕分類"，并對“濕垃圾”進行收費，以鼓勵市民盡可能把“干垃圾”單獨交送給回收人員。
政府出臺一些優(yōu)惠措施，比如免費用地等，鼓勵社會富余勞動力（拾荒者）組成專業(yè)從事回收和分撿的“合作社”，這些合作社與政府環(huán)衛(wèi)部門簽署協(xié)議，針對兩類垃圾分別上門回收。干垃圾在合作社里利用簡單的傳送帶、打包機等進行分撿打包，然后根據不同材料，賣給不同的再生利用企業(yè)。濕垃圾則送到專門的地方進行堆肥等處理。和歐洲不同的是，這些分撿打包工作并不通過自動化程度很高的機器進行，而是人工操作，靈活性高，分撿得十分干凈。目前，巴西全國共有435個合作社，在全巴西共創(chuàng)造了50多萬個就業(yè)機會，合作社成員的人平均月收入達到巴西最低收入水平的2倍多，相當于270美元。
同時，政府鼓勵企業(yè)建立協(xié)會（如最著名的CEMPRE，即“促進包裝廢棄物回收利用聯合會”）。通過協(xié)會，企業(yè)配合政府進行公眾垃圾分類宣傳教育，向合作社捐贈各種必要的裝備，如運輸車輛、傳送帶、打包機等。協(xié)會還經常組織活動，表彰工作出色的合作社和個人，使得從事廢棄物回收分撿的合作社工作人員對自己的工作十分自豪，社會歸屬感得到有效加強，他們感覺自己在做一份穩(wěn)定的工作，并對社會也有貢獻。用CEMPRE負責人安德里先生的話說，任何時候，社會都要給最弱勢的人群留一條生路，否則只能加劇社會矛盾，而積極引導他們組成合作社是一個成功的例子。
可以看到，面對城市廢棄物問題，巴西政府積極作為但并不采取強制手段，而是積極發(fā)揮政府調動市場和社會力量的能力，利用政府資源（用地等政策優(yōu)惠等），鼓勵無業(yè)人員成立合作社，因地制宜，綜合解決城市包裝廢棄物管理問題和城市富余勞動力的就業(yè)問題，首先減少了社會不安定因素，有助促使社會和諧。其次，使得城市固體廢棄物中許多品類的回收率得到提高，比如僅以2004年數據看，全國綜合塑料類回收率達到16.5%，PET達到48%，飲料紙盒類達到23%，鋁罐達到96.2%，等等。再次，這種回收體系也減少了拾荒人員對垃圾桶、回收站的直接翻檢，減少了對城市環(huán)境和公共健康的影響。
中國目前正面臨沉重的就業(yè)壓力，同時也面臨著資源回收的壓力。巴西政府在資源回收方面的措施，或許比引進先進的技術和設備更能夠幫助解決中國近年面臨的問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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